随着数字技术向社会各领域的全面渗透，“数字化社会治理”与“数字社会治理”成为治理领域频繁出现的两个热词，不少人会将二者混为一谈，但实际上二者对应着数字治理发展的不同阶段，在底层逻辑、覆盖范围、运行模式和价值导向等层面都存在清晰差异。

首先是底层逻辑和发展阶段不同。数字化社会治理本质是传统治理模式的“技术赋能”，属于数字治理的初级阶段，核心是在不改变原有治理框架、业务流程的基础上，将大数据、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作为工具嵌入现有治理体系，实现治理效率的提升。比如各地推行的“一网通办”政务服务、智慧安防系统等，本质都是把原本线下办理的业务、人工开展的工作迁移到数字端，用技术替代人力、简化流程，原有治理的核心规则和目标并未发生本质变化。而数字社会治理是数字社会形态下的“原生治理”，属于数字治理的高级阶段，它的前提是整个社会的生产生活方式已经全面数字化，线上线下空间深度融合、数据成为核心生产要素，原有的治理规则已经无法覆盖数字社会的新场景、新问题，因此需要搭建适配数字社会运行规律的全新治理体系，其底层逻辑不是对传统治理的修补，而是面向数字社会的规则重构。

其次是治理对象和覆盖范围不同。数字化社会治理的治理对象仍然是传统社会中的各类事务，比如民生服务、城市管理、治安防控、应急调度等，覆盖范围以线下物理社会为核心，数字工具只是触达这些治理对象的渠道。而数字社会治理的治理对象既包含传统的线下社会事务，也涵盖了大量数字社会特有的新场景、新主体和新关系，比如数据要素的流通确权、算法歧视的规制、平台企业的主体责任界定、虚拟空间的行为规范、数字身份的权益保护、数字鸿沟的弥合等，覆盖范围是线上线下融合的完整社会空间，需要解决很多传统治理从未遇到过的全新问题。

第三是运行模式和参与主体不同。数字化社会治理的运行模式仍以传统的政府单向主导为主，治理主体相对单一，大多是政府部门牵头推动技术落地、出台管理规则，公众和其他社会主体更多是治理服务的接受者，参与度较低。而数字社会治理的运行模式是多元主体协同共治，由于数字社会的运行涉及平台企业、行业组织、技术开发者、普通网民等多个主体，很多问题的解决无法仅靠政府单方面发力，比如网络内容治理、数据安全防护、算法伦理规范等，都需要政府、平台、社会组织、公众等多方共同参与规则制定、过程监督，形成多向互动的协同治理网络。

最后是核心目标和价值导向不同。数字化社会治理的核心目标是“提效降本”，通过技术手段简化办事流程、减少行政成本、提升治理响应速度，核心是让传统治理“更好用”。而数字社会治理的核心目标是“包容均衡”，既要通过治理保障数字技术的创新活力，也要平衡不同群体的数字权益，防范数字技术带来的算法滥用、数据泄露、行业垄断等风险，弥合不同区域、不同年龄群体之间的数字鸿沟，最终实现数字社会的公平、安全、可持续发展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二者并非完全割裂的对立关系，而是存在递进的内在关联：数字化社会治理是数字社会治理的基础，只有当政务服务、城市管理等传统治理场景的数字化覆盖达到一定水平，整个社会的数字渗透率足够高，才会催生数字社会治理的现实需求；而数字社会治理是数字化社会治理发展的必然方向，当数字技术全面重构社会运行逻辑后，传统的数字化赋能已经无法适配新的社会形态，必然要向更系统的数字社会治理升级。当前我国正处于二者并行推进的发展阶段，一方面还需要持续深化数字化社会治理的覆盖度，尤其是提升欠发达地区、老年群体的数字服务可得性，另一方面也要加快完善数字社会治理的制度体系，推动相关法律法规落地，为数字社会的健康发展保驾护航。

本文由AI大模型（Doubao-Seed-1.6）结合行业知识与创新视角深度思考后创作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