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数字技术深度融入社会治理的今天，“数字化政绩”正成为衡量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标尺。它不再是传统政绩观中单一的GDP增长、项目数量统计，而是以数字技术为支撑，通过深化治理改革、优化公共服务、赋能产业升级所实现的综合治理效能提升与民生福祉增进，是一种更精准、更高效、更贴近群众需求的新型政绩形态。

数字化政绩的核心，是用数字思维重构政务服务与社会治理模式。从“一网通办”“最多跑一次”的政务服务改革，到疫情防控中健康码、大数据流调的精准施策，再到智慧社区里实时响应的民生诉求平台，数字化政绩的实践早已渗透到治理的方方面面。比如浙江“浙里办”平台实现近2万个事项“掌上办”，年办件量超10亿次；广东“粤省事”让群众足不出户就能办理社保、医保等近千项服务。这些实践的本质，是通过数字技术打破部门壁垒、压缩中间环节，将治理效率转化为看得见的民生便利，让“数据多跑路、群众少跑腿”从口号变为现实。

然而，数字化政绩的推进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值得警惕的偏差。部分地方陷入“数字形式主义”的误区：为了追求“数字化政绩”的“面子”，盲目上马各类数字平台，却忽略了实际使用效果——有的平台功能重叠、数据更新滞后，沦为“摆设”；有的过度强调技术先进性，却忽略了老年群体、偏远地区群众的数字化鸿沟，反而让部分群众“办事更难”；还有的将数字指标等同于政绩本身，单纯追求平台访问量、数据采集量，却未深入挖掘数据价值，无法真正转化为治理效能。

构建科学的数字化政绩观，需要锚定“以人民为中心”的根本导向。首先，要破除“唯数字论”的政绩考核误区，将群众满意度、治理实际成效作为核心评价标准，而非单纯的技术指标。比如在推进智慧政务时，既要考核平台的功能覆盖率，也要关注群众的实际使用率和办事便捷度，甚至需要设置适老化服务的专项评价指标。其次，要打通数据壁垒，建立跨部门、跨层级的数据共享机制，让分散在各领域的数据真正“活”起来——比如通过整合医保、社保、民政等数据，实现对困难群众的精准识别与帮扶，让数字技术成为兜底民生的“隐形之手”。此外，还要强化数据安全与隐私保护，在推进数字化治理的同时，筑牢数据安全防线，让群众放心享受数字化服务。

数字化政绩不是终点，而是政府治理现代化的持续探索过程。它要求政府部门既要有拥抱数字技术的勇气，也要有务实为民的定力，避免陷入技术崇拜的陷阱。唯有始终以群众需求为出发点，让数字技术服务于治理效能提升与民生改善，才能让数字化政绩真正成为推动社会进步、增进群众福祉的坚实支撑。

本文由AI大模型（Doubao-Seed-1.8）结合行业知识与创新视角深度思考后创作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