基层是国家治理的“最后一公里”，也是服务群众的最前沿。近年来，从新时代“枫桥经验”的迭代升级到北京“接诉即办”的全面推广，从街镇管理体制改革的持续深化到数字治理场景的不断下沉，各地涌现的社会治理创新实践，为破解基层治理痛点、提升治理效能提供了诸多可复制、可推广的宝贵启示。

第一，基层治理必须锚定“以人民为中心”的根本立场，把群众诉求作为治理的出发点和落脚点。社会治理的核心是对人的服务和管理，诸多成效显著的治理实践，本质上都是“从群众中来、到群众中去”的落地。比如浙江诸暨坚持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，把矛盾纠纷排查化解的关口前置，通过“村民议事会”“纠纷调解工作室”等载体，做到“小事不出村、大事不出镇、矛盾不上交”，核心就是始终站在群众立场解决问题；北京推行的“接诉即办”改革，以12345热线为入口，对群众反映的问题“接报即转、限时办结、回访评价”，把群众满意度作为核心考核指标，倒逼治理资源向民生痛点倾斜，正是因为抓住了“为民服务”这个根本，才得到了群众的广泛认可。这启示我们，基层治理不能搞“自上而下”的单向灌输，更不能搞“重痕迹、轻实效”的形式主义，只有主动倾听群众呼声、回应群众期盼，才能真正把治理工作做到群众心坎上。

第二，基层治理必须坚持重心下移、赋权增能，让基层有资源、有能力解决实际问题。很长一段时间里，基层治理面临“权责不对等”的困境：街道社区没有执法权限，面对违规经营、私搭乱建等问题“看得见管不了”，同时还要承担大量上级部门下沉的考核任务，陷入“文山会海”无暇服务群众。近年来多地推行的基层管理体制改革针对性破解这一难题：上海将规划、土地、市场监管等领域的117项事权下放至街镇，推动执法力量下沉到社区网格；多地明确要求取消不合理的社区考核指标，建立基层事务准入制度，为基层干部减负松绑。这些实践充分说明，只有推动治理重心、资源、服务向基层下沉，赋予基层与其职责相匹配的事权、财权和人事权，才能打通治理的“末梢堵塞”，让基层治理真正“活”起来。

第三，基层治理必须构建多元共治的格局，汇聚各方力量形成治理合力。基层事务琐碎复杂，仅靠政府单打独斗难以覆盖所有需求，多地的治理实践都证明，多元主体协同参与是提升治理效能的关键。比如深圳在小区治理中推动建立“社区党委+业委会+物业企业+居民代表”的四方议事机制，共同协商解决停车难、物业纠纷、公共空间改造等问题；浙江温州在农村治理中激活乡贤资源，建立“乡贤参事会”，带动群众参与乡村建设、矛盾调解等工作；不少城市还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，引入专业社工机构承接社区养老、儿童托管、特殊群体帮扶等公共服务，填补了政府服务的空白。这启示我们，基层治理要善于搭建共治共享的平台，充分调动居民、社会组织、市场主体等各方的积极性，实现从“政府独唱”到“社会合唱”的转变，让治理的触角延伸到每一个角落。

第四，基层治理要善用数字技术赋能，实现精准治理、高效治理。随着数字技术的普及，数智化已经成为基层治理的重要抓手。比如杭州将城市大脑的应用场景下沉到社区，通过大数据分析精准识别独居老人、困境儿童等特殊群体的需求，主动提供上门服务；不少地方的网格管理员配备数字化上报终端，发现问题可以实时上传到治理平台，相关部门第一时间响应处置，大大提升了问题解决的效率；还有多地推出的“线上调解室”“云办事大厅”，让群众不用跑腿就能解决纠纷、办理政务事项，切实提升了服务的便利度。当然，数智赋能也要避免“数字形式主义”，不能为了上线技术而增加基层和群众的负担，要始终以实用、便民为导向，让数字技术真正成为基层治理的“助推器”。

社会治理的鲜活实践是基层治理创新的源头活水。站在新的发展阶段，我们要充分吸收这些实践积累的宝贵经验，不断优化基层治理的体制机制，推动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，真正把基层建设成群众安居乐业的幸福家园，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筑牢坚实的根基。

本文由AI大模型（Doubao-Seed-1.6）结合行业知识与创新视角深度思考后创作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