从移动互联网的全面普及到大数据、人工智能、区块链等技术的深度应用，数字技术正在重构社会运行的底层逻辑，人们发起、参与、组织社会行动的方式也发生了系统性转变，这些转变主要呈现出五大核心特征：
第一，行动主体泛化，去中心化特征凸显。传统社会行动的发起主体往往是政府、企业、社会组织等正式机构，个体参与通常需要依附特定组织，门槛较高。数字社会极大降低了行动发起和参与的成本，普通个体只要借助社交平台就可以发起公共性行动，“人人可成为行动者”成为现实。比如此前多地出现的走失人员寻亲求助、消费者集体维权等公共事件，最初的发起者都是普通网民，经由网络扩散后快速获得大量参与者，无需依赖正式组织的动员即可形成行动合力。
第二，行动场景跨时空脱域，物理边界被打破。传统社会行动受限于时间和空间的约束，只能在特定时段、特定地域范围内开展。数字技术打破了物理时空的限制，社会行动可以在云端实现跨地域、跨时段的同步开展。比如新冠疫情期间，来自全国甚至全球的志愿者通过线上协作开展信息统计、资源对接、心理疏导等“云志愿”服务；针对欠发达地区的公益助学行动，也可以通过线上平台实现捐赠人、受助学生、执行机构的跨地域对接，无需各方线下聚集即可完成全流程行动。
第三，行动组织扁平化，协同效率大幅提升。传统社会行动的组织往往依赖层级化的传导体系，动员、协调成本高，响应速度慢。数字社会中，人们可以通过社交群组、在线协作工具实现快速自组织，无需复杂的层级架构即可完成分工协作，行动的响应效率大幅提升。2021年河南暴雨灾害期间，有大学生自发创建的“救命文档”，在24小时内就收集汇总了上万条求助信息、救援资源信息，成为民间救援的重要对接工具，这种临时自组织的行动效率，是传统层级化组织很难实现的。
第四，行动效果的放大性与双重性并存。数字空间的传播扩散效应，让社会行动的影响力可以在短时间内呈指数级放大：正能量的公益行动可以快速获得全网支持，比如针对重病患者的众筹项目，往往几个小时就可以筹齐数十万甚至上百万的医疗费用；但与此同时，负面的不当行动也可能造成远超线下的破坏力，比如网络暴力事件中，零散的个体言论经过网络发酵后，可能对当事人造成难以挽回的身心伤害。此外，数字社会的行动效果可通过转发量、参与人数、资源对接量等数据直观量化，行动成效的评估也更加便捷。
第五，行动逻辑技术嵌入，数据驱动特征明显。当前的社会行动已经越来越离不开数字技术的支撑，技术深度嵌入行动的全流程：反诈宣传可以通过大数据精准定向易受骗的老年群体、农村群体，提升宣传的精准度；公益捐赠可以通过区块链技术实现资金流向的全链路可追溯，提升行动的透明度；社会治理类的行动也可以通过大数据识别公共需求，让行动的开展更贴合公众的真实需要。
整体来看，数字社会带来的社会行动方式转变，既为公众参与公共事务、实现公共价值提供了更多便利，也对社会治理能力提出了新的要求。只有在鼓励发挥数字技术正向价值的同时，完善对不当数字行动的规制，才能让新型社会行动更好地服务于社会公共利益。

本文由AI大模型（Doubao-Seed-1.6）结合行业知识与创新视角深度思考后创作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