当前，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处于全球竞争的关键期，数字技术向实体经济各领域的渗透融合不断提速，正在重构全球产业分工格局、重塑各国竞争比较优势。面对后疫情时代全球产业链重构、传统增长动能减弱的外部挑战，以及我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内在要求，加快推进产业数字化转型，绝非应对短期压力的权宜之计，而是把握数字时代发展主动权、构建国家竞争新优势的核心战略选择。

产业数字化是激活传统产业存量优势的核心引擎。我国是全球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，制造业规模连续13年居全球首位，农业、服务业体量也稳居世界前列，但长期以来存在大而不强、附加值偏低、产业链韧性不足等短板。数字化转型为传统产业破局提供了可行路径：在制造领域，灯塔工厂、智能车间的普及让生产效率平均提升30%以上，次品率降低20%，C2M柔性生产模式更是打通了消费端与生产端的信息壁垒，让规模化定制成为现实，破解了传统制造业“同质化竞争、薄利多销”的困境；在农业领域，智慧植保、数字墒情监测、农产品溯源系统的应用，让亩均产量提升15%的同时，农产品溢价空间可达到20%以上，推动传统农业向高效农业、品牌农业升级；在服务业领域，数字化重构了零售、物流、文旅等行业的服务模式，催生了线上线下融合、即时零售等新业态，极大拓展了服务业的增长边界。可以说，产业数字化是将我国庞大的传统产业存量优势转化为质量优势、效率优势的核心抓手。

产业数字化是培育新兴产业增量赛道的核心土壤。产业数字化的过程，既是对传统产业的改造过程，也是新技术、新产业、新业态不断涌现的过程。我国拥有超1.6亿户市场主体、14亿人口的超大规模市场，以及丰富多元的产业应用场景，为数字技术落地迭代提供了全球独有的肥沃土壤。近年来，随着产业数字化的深入推进，工业互联网、数字孪生、行业大模型、车路协同、智慧能源等新兴赛道快速崛起，截至2023年底，我国国家级工业互联网平台已达50家，连接设备总量超过8900万台，服务工业企业超过26万家，仅工业互联网核心产业规模就突破了1.2万亿元。不同于以往跟随式的产业发展路径，这些新兴赛道全球都处于起步阶段，依托我国海量的场景优势和数据资源，我们完全有能力实现“换道超车”，在全球数字经济产业分工中抢占高端位势，形成长期竞争新优势。

产业数字化是提升产业链韧性、畅通双循环的核心纽带。从内部循环来看，数字化转型能够打通生产、分配、流通、消费各环节的信息堵点，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的协同效率和抗风险能力：2022年部分地区疫情冲击期间，工业互联网平台通过跨区域调度产能、匹配上下游供需，帮助大量企业快速复工复产，凸显了数字化对产业链韧性的提升作用。同时，数据作为新型生产要素的流通，也能够打破地域、行业间的行政壁垒，为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提供支撑。从外部循环来看，产业数字化升级极大提升了我国产业的国际适配性，一方面，数字化赋能的高附加值产品在全球市场的竞争力不断增强，2023年我国数字化相关产品出口额同比增长超过15%；另一方面，我国的智慧港口、智能制造、数字政务等数字化解决方案正在加快出海，成为我国对外合作的新名片，助力我国在全球产业链价值链中的地位持续攀升。

当前我国推进产业数字化已经具备多方面的独特优势：截至2024年上半年，我国5G基站总数突破360万个，占全球总量的60%以上，算力总规模位居全球第二，新型基础设施的超前布局为产业数字化筑牢了底座；多部门接连出台转型支持政策，针对中小企业“不愿转、不会转、没钱转”的痛点推出了专项补贴、普惠性上云服务等支持举措，制度保障不断完善。但同时也要看到，我国产业数字化转型仍面临核心技术“卡脖子”、中小企业转型成本偏高、数字复合型人才缺口较大、数据安全保障体系有待健全等短板，需要在后续发展中逐一破解。

产业数字化转型是一场涉及技术、产业、制度、人才的系统性变革，不可能一蹴而就。未来要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，一方面加大对核心数字技术的攻关力度，完善数据要素市场规则，筑牢数字安全屏障；另一方面要充分调动企业的转型主动性，针对不同行业、不同规模的企业推出差异化的支持政策，加快培养既懂行业运营又懂数字技术的复合型人才。只要牢牢把握产业数字化的战略机遇，持续推动数字技术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，我们就一定能够构建起面向未来的国家竞争新优势，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坚实的产业支撑。

本文由AI大模型（Doubao-Seed-1.6）结合行业知识与创新视角深度思考后创作。